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
进山(jìnshān)中学南门。袁剑锋 摄 抗日战争时期，太原不仅是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，更是一座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堡垒(bǎolěi)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，进山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(gémìng)传统的学校，师生们以笔为(bǐwèi)剑(jiàn)、以身为盾，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太原学生的抗日热情如火山喷发(pēnfā)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压制学生运动，激起了进山(jìnshān)中学等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(qiánglièfǎnkàng)。 1932年9月，进山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(chéngchéng)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合成立抗日反帝同盟会，在中山公园（今文瀛公园）集会演讲，呼吁“收复东三省(dōngsānshěng)，打倒(dǎdǎo)不抵抗(dǐkàng)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，甚至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。 1933年1月，同盟会突遭军警(jūnjǐng)镇压，15名学生被捕，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，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。刘善述在狱中(yùzhōng)写下血书(xuèshū)：“宁为抗日死，不作亡国奴！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(zànshí)沉寂，却让(ràng)更多学生意识到：唯有团结斗争，方能救国图存。 1941年，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进入相持阶段，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(jǐjìn)瘫痪。为挽救失学青年、延续抗日火种，赵宗复（进山中学(zhōngxué)复校校长(xiàozhǎng)）在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，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山西(shānxī)”为办学宗旨，表面教授三民主义，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，组织学生成立(chénglì)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社团，编写抗日刊物，激发青年觉醒。 在隰县的山沟里，学生们白天读书，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，通过地下(dìxià)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(yánzhì)土炸药，支援八路军(bālùjūn)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创作(chuàngzuò)话剧《太行烽火》，在根据地巡演时观众声泪俱下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进山中学迁回太原，但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，师生们以校园(xiàoyuán)为战场(zhànchǎng)，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 1946年，学生乔亚(qiáoyà)、刘鑫等人成立(chénglì)“青年读书会”，秘密收听(shōutīng)延安广播，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改编成传单，在太原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太原城防工事图，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送至(zhì)解放军指挥部，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。 然而，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，国民党特务突袭校园，8名学生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，受尽严刑拷打仍守口如瓶(shǒukǒurúpíng)。临刑前，17岁的韩健民在狱墙刻下绝笔：“我(wǒ)以我血荐轩辕，死后红旗覆我身！”史称“八(bā)君子事件”的惨案，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(zuì)悲壮的注脚。 今天的(de)进山中学，仍矗立着赵宗复纪念馆。馆内陈列着当年(dāngnián)学生(xuéshēng)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(guò)的发报机残件，以及“八君子”的遗书复制品。每逢清明，学子们在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：“敢看惨淡的人生，敢见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俘虏(fúlǔ)！” 歌声穿越时空，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 校史馆内，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：“赵校长教会我们(wǒmen)，课堂可以是战场，钢笔也(yě)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(jìnshān)人继承传统，将抗战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(xīnghuǒ)》，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中的复校旧址，让历史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 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街头呐喊(nàhǎn)，到晋西深山中的琅琅书声，进山中学的抗战(kàngzhàn)史是太原乃至中国教育(jiàoyù)抗战的缩影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不仅为铭记牺牲，更(gèng)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，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：“教室(jiàoshì)里的每一课，都是民族复兴的一块基石。”